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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旗庙村和村北土城上的三个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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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017-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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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福
祭旗庙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其原址位于元代北土城内,往东一里是马甸,南临太平庄和饮马槽村,西接皇亭子村,北边不远是土城。村子的位置在今总参测绘局东南部,从北三环路顺着花园路往北走200多米。 祭旗庙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在元朝时,村子虽然还没有建立,但其所在位置属于元大都的乾宁坊和清远坊。 明朝(1368—1644年)时,祭旗庙村及其附近是朝廷五军营驻地,有军队二十几万人。到明正德三年(1508年)五军营提督谷大用和魏彬在营地建祭旗庙,用来祭祀军旗。祭旗庙因是红色,民间又叫西红庙。在祭旗庙东边偏北的地方有一座关帝庙。当时人们称之为东红庙。两庙相距约二里。东红庙是明朝团营军队祭祀神灵的地方。东红庙在马甸东约一里多地。 明朝灭亡后,清朝在五军营东南一里多地建”太平营”用来驻扎正黄旗军队。在祭旗庙南建太平庄,用来安置军队家属和附属人员。五军营遂被废弃。于是以祭旗庙为中心,在庙的周围建起了一些民宅,后来形成村落,就叫”祭旗庙村”。 也就是说它至迟在清朝初期就存在了,属顺天府宛平县管辖。 民国初期,归北郊区管辖。1947年3月至1949年,归郊七区。 解放后,1950年8月1日至1952年9月,属北京市第十四区。 1952年9月以后归海淀区管辖。 一,祭旗庙村的一般情况 祭旗庙村的民宅主要集中在祭旗庙西侧。村里没有很成型的街道。在村子中部偏北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是从马甸、西村等地过来,向西到西土城的单家豁口。单家豁口在今蓟门立交桥之北,从蓟门立交桥向北顺着土城走200多米就是。出单家豁口,再往西南可以到觉生寺(大钟寺)等地。从祭旗庙顺着小路往西北走,不远就是黄亭子村。 祭旗庙村中的这条大道当时是这一带东西向的主要道路。这条道路也是解放前郊七区第二派出所和第三派出所辖区的分界线。道路以南归第二派出所管,道路以北至土城以南归第三派出所管。土城外归第七派出所管。第三派出所驻地在马甸东后街。 祭旗庙村的民房大都坐北朝南,有的有院子,有的没有。有的临时用玉米秸夹起个院子。富有的人家是四合院建筑,砖瓦房。中等的房子是半砖半土坯的,再次的则是全土坯的。有钱人家的院墙不全是砖的,墙的下部是一米多高的用”虎皮石”砌成,上部才是砖砌的,但也不全是整砖,墙的外部是整砖,里边用碎砖填充。这种虎皮石在北京西部的山区里有广泛的分布,地质学上叫做”红庙岭砂岩”, 在颐和园的瓮山,颐和园北边的红山以及香山一带有大量的这种石头出产。有的整座山都是这种石头,由于其表面颜色像”虎皮”而被人称为”虎皮石”。这种石头坚硬但不易加工成型材,所以价格便宜,是很好的砌墙材料。在本地区,土地碱性大,用砖砌墙,十几年后,墙下部的砖就会被地面的硝碱腐化,而虎皮石耐腐蚀,不怕硝碱。在祭旗庙村中许多院子或房屋相互间都有一点距离,这就自然形成了村中间的道路。虽然不很成型,但也就算是街道吧。自然,这种街道南北向,东西向互相交错,互相联通,有宽有窄。 祭旗庙村的民宅并不像马甸那样聚集,而是以祭旗庙为中心向四边辐射,稀稀落落。村子外围的民宅大都中间互相隔着不少耕地。因此,村子的面积比马甸村大好几倍。但全村居民却比马甸少很多。 1947年国民政府统计户口,祭旗庙村当时有门牌号49个,住户83户,男221人,女164人,共计385人。 当时的户口统计,祭旗庙村由郊七区的两个派出所完成。村中大道以北由第三派出所统计,大道以南由第二派出所完成。 祭旗庙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村庄。其老住户多在村北,到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时陆续搬来新的住户,村子由北向南发展。因此,它的门牌号数是先从大道以北算起。大道以北人家不多,共有十个门牌号数(1--10号),16户人家,门牌是从东往西依次排列增长。大道以南靠近大道的住户也是老住户,门牌号数也靠前。因此大道以南的门牌号数是从东往西,从北往南依次增长的。大道南门牌号数由十一号到四十九号,有67户人家。 在祭旗庙村83户人家中,农民有54户,小贩占17户,其他为车夫,木匠、瓦匠、厨子、棺材匠、剃头匠、茶役、警员等。但数量不多,有的只有一户,有的是两户。村里仅有一户是回族,在马甸羊行干活。还有两户是满族,其余全是汉族。 祭旗庙村大道以北的住户都是老住户。大道以北最东边是2号,(在1947年的户口登记中,1号没登记)住着赵德秀一家,以给人拉车为生。往西挨着的是3号,住着丁林一家,农民。再往西4号,住有两家,一家叫张万林,是农民。另一位叫刘玉山,厨师。5号叫赵珍,农民。6号叫王玉,农民。7号住有两家,一家是张海,厨师。另一家是张禄,农民。8号住了五家,王玉衡,农民。王世春,农民。丁广元,农民。周福庭,工人。黄玉德,工人。8号北边是甲9号,住有两家,王兴明,农民。区城壁,小生理(小买卖,杂活)。10号,马永福,汉族,农民。 祭旗庙村大道以南有许多住户,靠北还比较集中,再往南、往西住户就比较分散了。其中30号住有王德顺一家,他是个剃头匠,村里老人剃头大都去找他。甲38号住有苏保玉一家,在村里开了一个油盐杂货店。49号住着马桢一家,这是村里唯一的一户回族住户,马桢在马甸羊行工作。 二,祭旗庙 《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七记载:“西红庙在德胜门外正黄旗教场北。此庙即明代五军营祀旗纛神之处,今名西红庙。碑一,明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南阳焦芳记,中大夫光禄寺卿莱阳周文通书,正德三年立。其东北里许有团营关帝庙,则团营祀神之处,今称东红庙焉。” 从中知道,祭旗庙建成于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坐北朝南。庙内有前后两座大殿。前殿用于祭祀天元上帝,后殿用于祭祀军旗之神。祭旗庙的建筑门窗全用红色,院墙内外也都涂以红色。因此民间又称”西红庙”。庙内多栽松柏。在庙的后殿前立有一通石碑,记载了该庙建立缘由,是该庙建成时所立。 明朝灭亡后,此庙就不再使用。到清朝前期及中期,祭旗庙可能还比较完整。因为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说,清廷崇尚武德,还曾经对明朝团营的祀神地东红庙进行过重修。同样是军队祭祀重地的祭旗庙在清朝初期应该也受到过保护。 在解放时祭旗庙已经是一片废墟,但是遗址还在。 祭旗庙究竟是什么时候变为废墟的呢?它存在了多长时间呢? 我在2014年访问原住在祭旗庙的几位老人。有一位李先生,他家是祭旗庙一带老住户,在那里住了有几辈子,他告诉我,他小时候祭旗庙就不存在了。李先生是年80岁。李先生还告诉我,他也没有听他的长辈说起过祭旗庙的样子。还有一位李女士,她是十几岁嫁到的祭旗庙村,她说,她刚到祭旗庙村的时候,有人指着村东边的一块高地告诉她说,那就是祭旗庙。她说,她当时看到那祭旗庙高地有一些树,也有许多断墙和碎砖乱瓦。李女士是年90岁。还有一位彭先生,是年82岁,他说没有见过祭旗庙的样子。 由此可以推断,祭旗庙至迟在清朝末期或民国初年就已经倒塌荒废了。如果按1900年算,这庙存在了有300多年的时间。 祭旗庙虽然不在了,但是,祭旗庙所立石碑的碑文却保存下来。为对祭旗庙有更多的了解,抄录如下: “焦芳五军营新建旗纛(dú,军中大旗)庙碑记:皇上临御,既視太学,躬释奠,讲经问道,修文德以风示天下矣。乃以京师武备所系尤重,而诘尔之戒,无虞之警,亦不可缓。于是于翊卫诸军营提督近臣咸择人易之,以共新政,而五军营提督则简今谷公大用及魏公彬任焉。既受命,攄智殚力,明号令,肃戎武,恤士布政,旌旄军容,咸度而飭。至于首事旗纛,其祀尤严。盖旗者,牙旗也,黄帝出军,诀曰:牙旗者将军之精,凡始竖牙,必祭以刚日。纛者,旗头也。太白阴经曰:大将军中营建之,天子六军,所用六纛。今奉天子命莅戎事,首严祀之,礼也。然秦汉宋以来,旗纛虽有祀,而特为建庙春秋遣官专祀之,此我圣祖体萃合天下之道以总摄兵戎之心。盖萃之至也。自永乐中迁都于此,遂即营中扫地为坛祀之。谷公既严其事,而谓此不足以致洁清而萃神止,于是谋诸魏公,卜日为庙。出所蓄金若干,以易材木甓石。上闻而嘉之,再加赐千金,命内官监给物料。重门塗朱,棁宇金壁,光耀夺目,而兵戎之志亦萃于有庙矣。又以古法,兴师旗章载四宿,北方者元武也,盖取天一生水之义,故以前殿祀天元上帝,而祀军牙六纛之神于后殿焉。庙成请予为记。” 三,民国时期的祭旗庙村 祭旗庙地区在元朝属于大都城内,地势平坦。西有西土城,北有北土城,西北土城可视为小山,这小山在风水书上称为‘靠’,因为有靠,被人视为风水宝地。明朝五军营荒废后,清朝的达官贵人纷纷到这里构建坟茔。据祭旗庙村的老住户介绍,原来祭旗庙村近旁的坟地很多,面积大小不一,形制贫富不等。这些坟地占用了这里大量的土地。但是也有好处,清朝灭亡后,这些坟地成了极好的耕地。主要的坟地有。 1.黄带子坟 位于祭旗庙村南偏西。据祭旗庙村的老人说,这坟的南侧已经接近现在的三环路。坟地长和宽都有约150米。外有围墙,围墙全由虎皮石砌成。坟的北部人工堆起一个东西向的土山,土山有七米多高,长近150米。山为月牙形,缺口向南。山南是墓地,墓前有享殿。村里人都知道,这是满族人的墓地,是大官的墓地。是什么样的大官,却不知道。根据传统,黄带子是清代宗室的别称,清代规定亲王以下宗室都可束黄色腰带。就是说,这个墓地的主人是清朝皇室的一支。是哪一支,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据说在黄带子坟里有清代黄带子坟头30余个。 黄带子坟东南有正黄旗墓地,埋有正黄旗军人及其家属。墓地旁有八旗义地。所谓义地,即埋葬八旗穷人的地方,因面积有限,上下要埋好几层。据村里老人说,在祭旗庙之北也有八旗义地。我后来听总参测绘局的老职工说。当年在盖房挖地基时,清理出许多墓葬和人骨,多得有点怕人。 黄带子坟在民国初期就荒废了,围墙和享殿已经部分倒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把黄带子坟的松柏及其他树木全部伐光,把坟内的所有石头和残存建筑的木料砖瓦都拉走修了工事。几年以后,黄带子坟只留下一座土山。 祭旗庙村及其附近的人都称这土山为“大山子”。 有老人回忆说,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队曾在大山子上构建工事,以防解放军攻城。当时解放军围城部队就驻在土城外。 这大山子土堆到解放时还在。在1951年建设总参测绘局时被挖平。 2.“老公”坟 “老公”即人们所说的“太监”,其尊称为“公公”,民间又叫“老公”。 “老公”坟埋的是清朝后期宫廷中的一位太监,姓王,名字不知。在世时好像还有些地位。“老公”坟位于祭旗庙村和黄亭子村中间。 这位王太监死后没有后人,由他的远房外甥来看坟。他的远房外甥也姓王,因为在家行四,人称王四。王四老家在北京大兴县采玉镇,他祖上有一位爷爷做过清廷太医院太医。到王四这一辈家里变穷。因为家里贫穷,就来到京北给他的远房舅舅看坟。这坟地有100亩大。在坟地的北边有几间房,王四就住在那里。这几间房离皇亭子村不远。开始,坟地里并不许种庄稼,只能在自己住地附近种点粮食和蔬菜。王四很能干,把墓地管得很好,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除了自己生活用度外还能有不少节余。王四为人仗义有侠气,爱帮人排忧解难。谁有家庭纠纷,常找他去调解,谁有困难,他常出手相助。因此他在这一带乃至德胜门关外都很有名气,人称“大地王四”。有一次,附近一个村子有一家人受了冤枉,因为没有钱被人关进了监狱。其家人来找王四,王四拿出自己的钱把被冤枉的人赎了出来,由此更加受人敬重。 在皇亭子村有一家老住户姓李,李先生会武术,在清朝曾作过北京九门提督的侍卫。他见王四仗义,就和王四结交,俩人后来成了极好的朋友。 民国以后,与清廷有关的事务都衰落下来,在祭旗庙与皇亭子之间有许多与清廷有关的墓地都逐渐可以买卖。1920年前后,王太监有一个远房侄子叫王小山来与王四争这块墓地。这王太监除了在祭旗庙附近有100亩地外,在通县也有100亩地,王小山想全部占为己有。李侍卫见多识广,他对王四说,侄子和外甥都有继承权,而且你在这里以亲戚身份看坟看了几十年,王小山从未露面,可以去打官司。在官司审判中,李侍卫和皇亭子村的人都帮助王四说话。最后官府判二人继承遗产各一半,王小山因为是侄子,有优先挑选权。王小山选了通县的100亩地,祭旗庙的这块地就归王四所有。 王四打赢官司后,分出40亩地给李侍卫,李侍卫不收。为了报答皇亭子村乡亲的帮助,王四就在靠近皇亭子村的地方种了两亩菜地,种了黄瓜、茄子、韭菜、萝卜、白菜、西红柿等农村常用蔬菜。这菜地种出的菜不卖,也不许自家取用,只给皇亭子村的村民食用。皇亭子村的人吃菜就自己到菜地免费去取,王四只是管种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后。 王四后来卖了几十亩地,用所得银两在祭旗庙村盖了一所四合院。说是四合院,其实只有正房和西厢房,东厢房准备以后有钱再盖。这时王四已是儿孙满堂,一大家子人。但他依然疏财四顾,直到解放时东厢房也没有盖起来。 3.怪兽坟 在祭旗庙东北不远有一座坟,石头砌的坟围,坟冢由青砖覆盖。原来有坟圈院墙和墓门。墓门向南。墓门房脊上左右共装有四只绿色琉璃怪兽,龙头凤尾,村民不知道是什么动物。院内墓前有一通石碑,碑下有赑屃(bìxì),即民间所说的“王八驮石碑”,也有的说是“乌龟驮石碑”。到民国后,坟圈院墙、墓门全都倒塌损坏了,人们把能用的材料都拿走了,只留下绿色琉璃怪兽的头丢在坟旁没人要。村里有人叫这坟为“怪兽坟”。 这座“怪兽坟”的主人是谁村里没有人关心。坟前的石碑一定能说明墓葬的主人,但当时村里人也没有人在意。现在那石碑早已不存。 据震钧《天咫偶闻》载:“黑寺之西,完颜和存斋先生墓在焉。先生以学士值南斋,受知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赐墓用鸱吻,土人呼兽头坟。” 鸱(chī)吻是一种装饰物。在古代传说中鸱吻是一种龙,能喷水灭火。据说龙有九种,鸱吻是其中的一种。鸱吻一般装在房脊上或者墙脊上,人们认为这样能防止火灾。鸱吻后来只能用在皇家园林的建筑物上,在与皇家有关的高级别的坟墓上也有应用。在清朝,如果没有皇帝的恩准,一般人不许在坟墓上使用。鸱吻有多种样式,大都是龙头鱼尾,也有龙头凤尾的(又叫龙头鸟尾)。 《天咫偶闻》所说的黑寺之西应该就在祭旗庙一带,而孟家旁边坟地的龙头凤尾的怪兽就是《天咫偶闻》所说的鸱吻。由于那时坟墓能用鸱吻的例子极少,我觉得祭旗庙东北的这座坟很可能就是完颜和存斋的坟墓。 “完颜和存斋”是清康熙年间著名的满文翻译家和素。和素(1652-1718年),姓完颜,名和素,字存斋,满洲人,隶属内务府镶黄旗。官至内阁侍读学士。是康熙皇帝大部分皇子的满、汉文师傅,很可能也当过雍正的老师,因而受到雍正皇帝的尊重。 《天咫偶闻》说:“先生善琴,曾取明杨抡《太古遗音》译以国书,著《琴谱合璧》十八卷,为操缦家特创之制。其配科德氏,亦工诗能琴。每焚香对弹,间作小诗,极倡随之乐。墓碑乃方望溪(方苞,1668-1749年)先生文,励衣园(励宗万,1705-1759年)书。”
龙头凤尾的鸱吻(作者提供) 民国以后,许多坟墓失去了主人。而且,在满清时,墓主人是不允许在坟茔里种庄稼的。现在不同了,祭旗庙村出现了大量可以种庄稼的土地。由此,许多城里的贫民都来到祭旗庙村住下来,有的当了农民,有的做起小买卖。甚至有不少外省的人也来到祭旗庙,他们开始没有地方住,就在祭旗庙废墟的断墙边搭一个小窝棚住下来。后来这些人大部分都成了祭旗庙的村民。 祭旗庙村与马甸相比就更农村化一些,它的绝大部分居民都是农民,种粮食,棉花和蔬菜,除了自用外还能卖出一部分。其经济基本是自给自足。冬闲时妇女们用小纺车纺棉花,纺出的棉线卖出或是与来到村里的布贩换布。布是粗布,是使用农民纺出的棉纱织成的,经纬很粗,但很结实。家庭成员穿的衣服和鞋都是自己做。吃油村里有油坊。只是盐要从村外进货。做家具村里有木匠,盖房村里有瓦匠,甚至做棺材都不用出村。 解放前,村中老人抽烟,用的是火石和火绒。而年轻人已经使用火柴。 随着生产的发展,村里比较富有的人家也开始穿用机器纺织的细布(那时村民叫“洋布”)和机器制作的鞋帽等。 虽然是农村,但有近郭农村的特点。与典型的农村相比,它的小商贩多一些,村里还住有城里的杂役及工人等。 1947年统计户口时,村民登记的信仰差不多都是“佛”教,但实际上,与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是“儒、佛、道”并存。三教九流都有。村民大都信怪力鬼神,狐仙蛇异。但在过年时,有不少人会给观音菩萨上柱香,请求保佑。那时候,村里流传的狐仙蛇怪,见鬼遇神的故事特别多,大都是说亲眼所见。直到我小时候人们还在互相讲述这样的故事。这种故事的传播媒介主要是妇女,男人们迫于生活压力整天在田里劳作,无暇顾及。 虽然如此,但舆论的主流还是劝人向善。村里有一位老太太,孤独一人,大家都说她年轻时常做善事,走路连蚂蚁都不踩。人们说她有100多岁了,还很硬朗。有人问她多大年纪了,她总说是99岁,过了几年,她还说是99岁。老太太没有病,后来她在院子里摔了一个跟头就去世了。人们都说她修行好,善人有好报。 到冬闲的时候,村里的成年男人们会向自己家里的男孩子传授一些传统文化。比如,有的人会教孩子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也会教育孩子说:“做人要忠,要孝。要向关老爷一样,关老爷过五关斩六将……”这些传统文化及关老爷威武雄壮的传奇故事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树立了人生的基本价值取向。 总的来说,村里的民风是勤劳向上的。 祭旗庙村没有马甸那样的富有,房屋建筑也比马甸的差。在解放前村里没有小学校。村里倒是有私塾,孩子识字大都是到私塾去。私塾也不稳固,可能水平也差,村里较有钱的孩子常去西村的私塾念书。 四,祭旗庙村北土城上的三个豁口: 祭旗庙村北是土城。明朝以后,人们在这一段土城上挖开了三个豁口,以便通行。其中最大的是牤牛桥豁口,这个豁口在明朝早期就被挖开了。明清乃至民国时从德胜门去海淀一带的古道就从这个豁口通过。这三个豁口及其附近的居民的情况是: 1. 牤牛桥豁口:牤牛桥豁口位于祭旗庙村北偏东的土城上。从明朝开始, 这 个豁口外的护城河上就架有一座石桥, 这是一座单孔拱桥,建得很漂亮。桥的名字就叫“牤牛桥”。 牤牛桥豁口的位置离现在牡丹园十字路口不远。从牡丹园十字路口小月河上的公路桥上顺着小月河往西走约100米,可以看到一座红色的桥,从红桥再往前走约30米,就是牤牛桥所在地。从这里往南看,在土城根建有一座仿古四合院,院门口用英文写着:restaurant,院门横匾上写着:“听蝉轩”三个大字。这是一家餐馆。餐馆东边就是牤牛桥豁口。这豁口在2003年建元大都土城公园时被填上了土,但是新土与旧土城还是有区别,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被填上土的牤牛桥豁口(2015年摄 作者提供) (在画面右侧,可以看到交错的两个土堆,靠前的比较矮的是新填的土, 靠后的比较高的是原土城。) 1947年国民政府统计户口,当时牤牛桥豁口有门牌14个,16户人家。男45人,女28人,计73人。有回族1户,农民只有四户,在马甸羊行干活有五户,其他为小贩,佣工,瓦匠等。这些住户中除了有一户是回族外其余都是汉族。所有这些住户都在土城之内,统计户口时是由北平第七区第三派出所入户登记的。 (牤牛桥豁口住宅区与牤牛桥村不是一个地方,牤牛桥村在护城河之北,而牤牛桥豁口宅区在土城之内。) 在豁口南侧西边,大路边上有五间砖房,坐西向东,面向大道。这五间房是本地一个有钱人盖的,解放前在这里开有一间茶馆和一个小餐馆。以前这里是由德胜门过来的大道,许多人走过这里都要歇一歇,喝点水或是吃点东西。茶馆的生意很兴旺。在豁口的南侧偏东有一座小庙,是座龙王庙。有两间房子大,也没有院墙。每当天不下雨庄稼大旱时,农民们就“偷偷地”把龙王像抬出来求雨,人们抬着龙王像绕着田地走,直到下了雨才把龙王像再送回小庙里。这庙有人看管,庙虽小却有几亩地产。看庙人姓程,靠这几亩地过活。抬出龙王要“偷偷地”,据说只是需要做个样子,至于为什么那样却没有人说清楚。 合作化以后,这里的农民都加入了马甸生产合作社。那几间砖房后来成了马甸合作社的豆腐坊。记得好像是1956年,我父亲与合作社的几个社员在豆腐房作豆腐,晚上豆腐房要有人看门过夜,父亲就时常叫我去。那时候,五间房还显得很新,房的旁边沿着道路长着十几棵白杨树,很粗很高大。晚风一吹,树叶哗哗地响。那时屋里还是土炕,用煤油灯。炕上有一本平装的《毛泽东选集》,不知道是谁放在那里的。我晚上没事就打开看,那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有许多字不认识,也不大看得懂,我后来好奇的是,那时候的农民也在看这种政论的书。
牤牛桥豁口旁的听蝉轩(作者提供) 2.严家豁子:祭旗庙正北土城上有一个豁口,这就是严家豁子。在早期,这个豁口住有一家人姓严,所以就有了这个名字。严家豁子西边还有一个小豁子,这个小豁子严格来说还称不上是个豁口,它只是一条翻越土城的小道。这条小道在土城的顶部有一个不深的开口,所以它的坡度还比较大,不能走大车,只能走个独轮车什么的。在1947年出版的北京郊区地图上,这两个豁口统称为严家豁子。在1947年登记户口时,两个豁子的住户是放在一起统计的。两个豁子相距不到200米。豁口南北各有一些住户。就是说,严家豁口的住户有的在土城里,有的在土城外。统计户口时,是由不同的派出所登记的。土城里是由郊七区第三派出所登记,土城外由郊七区第七派出所登记。1947年,严家豁子在土城外有门牌号九个(1—9号),有十一户人家。土城里有八个门牌号(10—17号),有16户人家。两个豁子共有27户人家。其中农民13户,其他为小贩,剃头匠,绱鞋匠、佣工等。据这里的老人说,严家豁子过去有一家姓李的人做小吃卖。人称“甜饽饽李”。传说这“甜饽饽李”因为小吃做得好,曾经被宫廷请去给皇帝做过点心。 严家豁子在今花园路与土城交界处西边约100米的地方。现在那里土城的豁口还在,只是载上了许多树木。也多少填上了一些土。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附近的塔院大队曾经在这里用推土机推掉了一部分土城,建了一些猪圈。因此,现在这里的土城显得残缺不全。 3.老爷庙豁口:在祭旗庙北边偏西,在靠近皇亭子的地方有老爷庙豁口。因为在这豁口附近原来有一座“老爷庙”,这个豁口就有了名字。“老爷庙”即关公庙。据村民说老爷庙在土城北边豁口东侧。在护城河之南。这座庙不大,很早就没有了。只在庙的遗址上留有几株粗大的松柏树。有一些七、八十岁的当地村民都说没有见过这座庙。 该豁口靠近西土城,现在也依然是个豁口,在2003年修建元大都土城公园时豁口被填上了一部分土,但没有填高,所以还是能看出豁口的样子。这个豁口现在几乎正对着 “皇亭子社区”的大门。 老爷庙豁子在1947年有37户人家,其中土城内3个门牌,2-4号,3户人家,分别是2号查永禄,3号刘玉寿,4号李福庭。由第三派出所调查。土城外有24个门牌,32户。老爷庙豁子总计有35户,男110人,女93人。
老爷庙豁口(2015年摄 作者提供) 祭旗庙村北土城上的三个豁口在解放后作为道路通口还在使用。到1951年,随着祭旗庙村及其附近的土地被国家占用,原有的村民都搬走了,这三个豁口渐渐失去了作用。 在2003年北京建设元大都土城公园时这些豁口大都被填上了土。其中只有牤牛桥豁口填得比较高,其它两个都填得不多,还能看出豁口的样子。现在这些存在了几百年的土城豁口在人们的视线中慢慢消失了,并逐渐被遗忘。 五,祭旗庙村的消失 解放后,国家开始在北京北郊进行大规模的建设。1950年5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测绘局(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成立伊始,经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批准,在祭旗庙和黄亭子一带建测绘城。其东部是总参测绘局,西部是总参测绘学院。为了加快建设速度,经政务院批准,在北京北城墙西侧,扒开了新街口通往北太平庄的豁口(原先得从德胜门绕行,那时候,北京的古城墙还很完好)。并从新街口修了一条公路直通北太平庄。公路从北太平庄向西拐,经过总参测绘局大门和测绘学院大门到西土城的学院路。同时,国家又从西直门火车站修了一条直通测绘局工地的铁路专线。 1952年,大院东部的各个建筑都已基本建成。 这个测绘城占用了祭旗庙村的全部土地及皇亭子村的部分土地。祭旗庙的村民差不多都搬走了,也有很少一部分作为测绘城的工人而留下来,但所有的民房都拆了,留下来的人后来住进了职工宿舍。其他的人有许多搬到了西村和马甸,也有人搬到了比较远的地方。 祭旗庙村民的搬迁从1950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据搬迁的老人说,当时已经搞过了土地改革,每个村民都有了土地。但个人的土地国家并不付给钱,因为说那土地是国家的。土地上如果有禾苗,国家付给损失费。村民住的房屋国家付钱,所付的钱足够到其他地方买住房用。买了房以后,大多数村民都有节余。许多人用多余的钱又在其它地方买了土地,继续作农民。 我家原来也在祭旗庙村住。我家于1951年初搬到马甸。 后来。总参测绘局门前的公路通了31路公共汽车。31路汽车从平安里发车,经过新街口,北太平庄,总参测绘局,顺着学院路往北,过“八大学院”到中关村。31路汽车在原祭旗庙村的南侧设立一个车站,站名叫“红旗庙”。 而祭旗庙村从此就消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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