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道路

　　1957至1966年的十年，海淀区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精神，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留上了一些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一、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大办工业

　　经过“一五”时期海淀区属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后，1958年海淀区又改组了20多家合作工厂。在全国大办街道工业的高潮中，又新建了一批街道工业，并成立了海淀区街道手工业联社。1958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先后将市属和中央22家工厂下放归海淀区管理，同时成立海淀区工业局。至此，全区共有工业企业87家，其中中央企业2家，市属企业25家，区属企业60家。全年工业总产值27166万元，其中中央企业176万元，市属企业18489万元，区属企业8501万元；拥有固定资产原值6578万元，其中中央企业158万元，市属企业4937万元，区属企业1483万元；行业主要分布在建材、缝纫、金属制造与加工、皮革工业、机械制造、食品工业、化学工业、木材加工等。1959年，在中央“增产节约”的号召下，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又组织了一场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全区共提出技术革新项目1500多项，促进了企业生产设备和生产方法的改进；全区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和提高。但是，一些不良后果也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显露出来。不少工厂出现原料供应不足，部分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生产难以维持，1959年底区属企业已有6家被迫停产。加之，同年上半年北京市将原来下放的工厂收归市里，还将海淀区电子仪器厂等11个已具相当规模的区属企业收归市里，这样区属工业的实力被大大地削弱，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海淀区工业的发展进入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个低潮。1961年，北京市按照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了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海淀区属工业也进行了关、停、并、转的调整。同时根据中央和北京市的精神，海淀区以发展农业为主，不再发展工业，并逐步将区属工业上交市各主管局。从1961年开始，区属工业急剧萎缩，生产严重滑坡，整个工业发展进入低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1964年才开始回升。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获得成功，海淀区工业在调整中稳步发展。1965年海淀区共有工业企业105家，比1958年增加18家，职工人数39097人，比1958年减少519人；工业总产值32011万元，比1958年增长17．8％；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9024万元，比1958年增长189．2％；实现利润5292万元。从总的情况看，1965年海淀区工业在数量、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原值方面都比1958年有不同程度增长，职工人数反而下降，说明企业在技术装备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上有所提高。

　　(二)农业在调整中发展

　　1956年海淀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全部转为高级社，到1958年53个高级社并为23个，从而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此时，“一大二公”成为全区普遍追求的目标，在所有制上也取消了家庭经济，在生产上搞盲目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挫伤，生产严重下降。1958至1961年4年间，人均分配为118元，社员平均口粮每年169．3公斤，平均每人每天9．3两，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展比较快：一是蔬菜种植面大幅增长。由于北京城市发展和困难时期以瓜菜代粮的需要，1960年海淀区蔬菜种植面积为历史最高水平，约66754亩，占全区耕地面积的29％；总产量由1958年的14873．9万公斤增加到1961年的22825．15万公斤。二是灌溉面积迅速扩大。1959年，海淀区修建了设计库容为228万方的上庄水库，同时建成了海淀区第一个万亩以上的四季青西山灌区；1960年又建成了永丰灌渠，全长16公里，可控制灌溉面积约3万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东北旺农场和永丰、苏家坨、温泉公社的农业用水需要。另外，还开辟了地下水源，成立了区打井队，使全区的有效灌溉面积迅速由1957年17．2％提高到1965年的72．5％。三是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自1957年成立农机站以来，海淀区农业机械化程度很快提高，拖拉机由1958年的37台增加1961年的80台，排灌用电动机由1958年的520台增加到1961年的1004台；海淀区大部分水井安装了电动抽水机，从此结束了使用锅驼机带动抽水设备和人工打竹管井提取地下水的时代；在此期间，部分社队还使用了收割机。四是农业科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随着农业机械在生产中的广泛使用，农作物两年三熟制得到了普遍推广，套种方式也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蔬菜耕作制度的改革，使产量大幅度提高。在此之前，海淀区蔬菜耕作制度一直是以春秋两茬为主，造成了市场供应的淡季和旺季。为解决淡季蔬菜的供应问题，冬季生产、越冬根茬、早春风障、夏扒四大茬面积逐年增加，使蔬菜的复种指数1961年高达231％，在种植方式上也逐渐改变50年代以露地蔬菜为主的状况。

　　1962年，中共中央总结了前一时期农村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强调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全区除玉渊潭一个以公社为核算的单位外，其余全改成以大队和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由于调整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加之前几年大办农业，兴修水利，发展农机事业，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1965年全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全区三麦(春小麦、冬小麦、大麦)产量由1961年的222．9万公斤提高到1965年的780万公斤，增加了2．5倍。单产也由1961年的45．1公斤提高到120公斤，每亩增加74．9公斤。蔬菜总产由61年的22825．2万公斤增加到1965年的26948．3万公斤，增加了18．06％。生猪由1961年的2963头增加到1965年的47326头。

　　(三)乡镇企业在艰难曲折中崛起

　　海淀区是全国乡镇企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1956年玉渊潭乡吸收少量闲散资金，利用大量农业廉价劳动力，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在全国率先建起了一些规模很小的工商企业。1957年玉渊潭乡工业企业总产值达到9l万多元，1958年全乡工业企业发展到7个，总产值达162万元。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每个乡都兴建了一批工业企业，与此同时，区手工业联社将一批条件较好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下放给各乡镇。这样海淀区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1958年，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比上年提高了78％。1959年在以技术革新为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又新建了90多个卫星厂。到1960年底，全区乡镇企业已达59个，职工已达3000多人，年产值已达1800多万元。但海淀区乡镇企业一诞生，就受到当时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一批资源、技术条件都不具备的项目盲目上马后，因客观条件不允许又匆忙下马。随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经济调整中海淀区停办了一大批企业。1962年全区乡镇企业减少到21个，产值下降到600万元，仅相当于1960年的32．4％。国民经济调整完成后，区乡镇企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62至1966年，全区乡镇企业的数量基本没有增加，1966年企业总数只有22个，比1960年减少了27个，仅为1960年的37．29％。经过这次挫折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镇企业一直坚持为农业服务的发展方向，作为农业的副业而存在。

　　(四)发育迟缓的商品市场

　　1956年以前，全区商品流通领域的主要渠道为供销社系统．国营企业仅有少数零售商店。1956年上半年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全区在主要居民区兴建了4个大型综合商场，各商场都设有百货、副食、粮食、照相、修理等几大部分、30多个行业。此外，还在双榆树等地区陆续建成一批中型商场，小型网点遍布全区，初步形成了以4个大商场为骨干的商品流通网络。到1957年全区有各类商业机构1674个。其中批发机构9个，零售1449个，加工服务网点416个；商业从业人员9826人；网点构成中国营批发点9个(含专卖、煤炭、油脂、纺织、食品等公司)；国营零售网点114个，合作社网点(包括供销社、消费品零售及服务网点)443个，从业人员4341人；改造商业网点1108个，公私合营零售网点406个；合作商店189个，人员287人，合作小组个体商贩的售货摊点513个，人员653人。1958年海淀区供销社并人国营企业，成立区商业局，保留供销社的牌子，基层社以上的各级供销社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同时将部分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升级转为国营商店，许多个体商店也被国营吸收，城乡集市贸易也被关闭，还多次取缔了个体商贩，商品市场日趋冷落。1959年以后，计划控制手段加强，购销活动一律纳入计划轨道。区商业局规定：一、二类商品严禁自购自销，三类商品应先满足计划需要，与商业部门合同订购；商业部门未经许可不准向外埠采购或批售商品；严禁以货易货等等。1960年，城乡集市贸易基本被取缔，商品流通渠道基本上只有国营这一条。粮、棉、油等重要商品开始凭票证定量供应。1961年12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指示，海淀区首先恢复北安河等6个公社的基层供销社；1962年供销社正式脱离国营企业，恢复集体性质，1963年初11个基层分社全部恢复。区商业局在国营与供销社全部分开以后，也按行业一分为三，分别成立蔬菜副食、百货和煤炭建筑器材等三个管理处。1965年2月以后．部分基层社将所属网点交给国营，再次将供销社转为全民所有；同年10月，与北京市机构改革相呼应，区蔬菜副食管理处改为“北京市食品公司海淀分公司”；12月又改为区贸易公司，区服务局、百货管理处、煤炭管理处划归贸易公司。同时，全区还成立了20个地区性综合商场或商店，以及蔬菜、煤炭和食品加工等3个经理部，直属区贸易公司。区贸易公司受区、市商业口的双重领导．以及市一商局、二商局、粮食局、服务局和煤炭总公司的业务指导。由于体制不稳定，市场流通经常处于无序状态，区商品市场的发育极为艰难，而且呈出现综合性强、规模小、专业网点少等特点。

　　(五)生产资料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朝有序化方向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仅有少数重要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其余生产物资除生产企业自销一部分外，绝大部分连同一般生活消费品，交由商业部门组织购销。1953年以后，开始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统一分配。具体做法是：物资分类、管理分级，一、二类物资（即统配物资、部管物资）分别由国家计委和中央各工业主管部门负责平衡与分配，并由工业主管部门按计划组织销售。三类物资由地方自行安排生产、销售和分配，区管物资仅为三类物资的一部分。区物资管理工作主要由区计委下设的物资组负责，区计委物资组只管分配．不管经营。1956年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一部分大中型集体所有制企业需要的统配和不管物资，原则上按企业隶属关系进行申请，实行统一的计划分配与供应，只有一部分小型集体所有制企业所需的生产资料，仍由市场进行调剂。1958年一部分中央与市属企业下放到区里，对一、二类物资开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的管理办法，由原来条条管理改为块块管理，区内产品优先解决区内企业的生产需要，多余或不足部分由各工业主管部门与地区协商解决。这种办法打乱了原有的供应与分配渠道，曾一度造成混乱。相对来说，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与分配比较顺利。由于海淀区长年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与分配主要依靠农村供销合作社，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供应渠道。1960年以后，物资管理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一、二类物资品种增多，原则仍按企业隶属关系申请和供应，物资管理实行垂直领导。原属统配范畴的金属材料、机电、化工产品、木材和建筑材料等产品的销售工作，由原工业主管部门各自组织改为由物资部门统一组织。为适应这一改革，海淀区相应成立金属、机电、化轻、木材、建材等专业供应公司．并成立独立的仓储运输部门，同时开展加工、修配、代购、代销等业务，由区物资管理供应站负责。由于条条管理重新取代了块块管理，物资管理逐步走向有序化。

　　(六)文教卫生飞速发展与体育事业初具规模

　　由于“一五”时期海淀区已经初步确立了文教区的区位优势，因此在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海淀区的文教事业发展较快。一是高等教育继续稳步发展。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但是，教育部门对此方针在理解上出现偏差，大搞现场教学，忽视课堂教学，师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同时掀起了大办高校的热潮。1961年根据中央精神和《高校六十条》的规定，区内高校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必要的压缩。在这以后，海淀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得以正常发展，到1966年区内有高等学校27所，占北京市的50％，占全国的6．22％；在校学生84305人，占北京市的76．2％；教职工46015人，占北京市的78．5％。二是区属教育阔步前进。区属教育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发展，1957年海淀区有中学16所，在校学生达14398人，教职工1033人，专职教师574人，当年初高中招生数为5487人，初高中毕业2483人，比1949年有大量增加。1958至1965年海淀区的中学经过改革和调整，不仅数量有很大发展，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基本建立了较为全面的中学教育体系。到1965年底，海淀区有中学50所，在校学生45305人，教职工3778人，专职教师2417人，当年初高中招生16629人(其中初中13265人，高中3364人)，培养毕业生10099人。区属小学在1957至1965年问也有巨大发展，到1965年底，有小学175所，比1957年增加69所；在校学生达128241人，比1957年增加149％；教职工5504人，比1957年增加125％；专职教师4189人，比1957年增加180％；当年招生23620人，毕业14861人。

　　卫生事业发展较为迅速。1950年第一批正规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分配到海淀区，区内建立了清河人民诊所、海淀联合诊所，开始了比较正规的防病治病工作。1951年5月，西郊卫生所改为海淀区卫生院。1956年4月，建立了海淀区结核病防治所。1958年成立海淀区卫生局、海淀产院。同年7月成立海淀区防疫站，有工作人员16人，设有防疫、消毒、食品、卫生、学校、检验6个组，海淀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1959年成立海淀区妇幼保健所，全区的妇幼保健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62年开始配合计划生育工作，开展人工流产、上环、经期卫生教育等业务，实行妇女的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四期保健”，取得良好效果。

　　体育事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海淀区近代体育运动的传入和兴起，应归功于1911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和1918年成立的燕京大学。解放以前海淀区的体育活动基本上是以这两所大学的体育为中心开展起来的。解放后，海淀区的体育活动突破了大学围墙的限制，广泛进入社会各阶层，50年代初便有了群众性的田径、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的比赛活动。1958年成立海淀区体育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区的体育活动。60年代初期，海淀区把中小学体育运动提到新的战略高度，区中小学体育在田径、足球、篮球、棒垒球、乒乓球、手球等项目上在北京市占优势地位。同时从60年代开始，为配合体育“达标活动”，全区中小学还坚持上好“两课两操两活动”(即每周两节体育课、每天一次课间操和眼保健操、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到60年代末期，海淀区的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体育事业初具规模。

　　(七)街道工作在试行中逐步完善

　　195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55年至1956年下半年，北京市区试点并普遍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海淀区在成府街进行试点，在人口密集区成立居民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2人至3人。后来行政区划调整，全区改为清河、青龙桥2个镇政府和海淀、沙窝、羊坊店3个办事处；各办事处设主任1人、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1人，干事2人至4人，平均每个办事处5人；全区办事处干部编制6人，实有16人。1957年马神庙、北太平庄2个乡撤销，改为办事处。1958年全区人民公社化，原来的18个乡、镇、办事处，19个高级合作社，1个农场合并组建四季青、万寿山、玉渊潭、东升、海淀、清河6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办事处由党委建制变成公社党委领导下的总支委员会，设正副书记各1人，分设组委、宣传、青委等5人至7人。总支委员会下设组织组、宣传组，各有工作人员1人。1961年初，中国科学院抽调干部成立了中关村街道办事处，这是海淀区内第一个由单位组建和管理的街道办事处。同年底因单位生活区成为敞开式的社会生活区，管理不便，遂将办事处领导关系交给区政府。同年6月，新建蓝靛厂街道办事处。1963年1月，街道办事处与农村人民公社分开，街道办事处仍为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党、政、群关系由区直接领导，办事处管辖范围适当划小，主要负责居民工作，各人民公社成立乡人民委员会。1963年2月，市人民委员会同意将北太平庄街道办事处调整为北下关、五道口、北太平庄3个办事处，将海淀街道办事处调整为海淀、青龙桥2个办事处，将玉渊潭街道办事处调整为八里庄、甘家口、羊坊店、万寿路4个办事处，清河、蓝靛厂、中关村3个办事处不变。此时，全区共有12个街道办事处，干部110人。办事处建制由总支委员会恢复成党委，设正副书记各1人，办事处正副主任各1人，其他都为办事员。

　　这一时期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特点主要是：随着建设高潮的到来，街道大搞生产、生活服务事业，兴办了一大批诸如食堂、托儿所、服务所等生活服务网点，还成立了给国营企业搞小型加工的生产组。同时办事处开始办理婚姻登记，组织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组织家庭妇女生产自救等。市、区政府向街道办事处交办的事项开始超出1954年《条例》规定的3项任务的范围(即办理市、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八)社会治安工作成绩斐然

　　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治安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为保卫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服务，自1956年开始，其中心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海淀公安分局为龙头，首先进行了治安体系的建设，警民结合，共同整治社会秩序。刑事案件的发案数由1956年以前年平均500余起，下降到1957年的246起；刑事案件的破案率由1956年以前的55％左右，上升为1957年的99％。从1956至1966年的十年间，海淀区的刑事发案率一直处于年均200起左右，是海淀区历史上社会治安状况最好的时期。这十年间海淀区主要开展以下社会治安工作：

　　1．保卫党的“八大”的胜利召开。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劳动党的领导人列席大会，大会期间许多党代表住在海淀区，许多列席大会的外宾要在海淀区参观10个农业社、9个工厂和学校，加上部分中央领导长期住在海淀区，使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成为海淀区既光荣又艰巨的一项任务。1956年8月，海淀区召开了党代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动员大会，随后全区广大干警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同月9日成立了情况组、机动检查组、首长代表住地保卫组、外宾参观点保卫组、主要交通干线保卫组。至此，党代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准备就绪。在党代会召开期问，一是区领导亲自动手，抓重点、抓关键，并充分发动群众和全力依靠群众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海淀分局、各派出所、治保会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保卫长城；二是做好对危险分子的控制工作，全区共确定了28名危险分子，并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方法，随时掌握其动态；三是做好对新迁入、暂住户口的审查工作。共发现有一般历史政治问题的600多人和42名入境人员；四是加强对精神病人、枪支的清查管理和对重点地区摊贩的清理。在区委的领导下，经过全区全体干警和治保委员、治保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在驻区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在党代会期间，海淀区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活动，确保了大会的安全。

　　2．建立健全社会档案。所谓社会档案主要是指敌伪人员、敌对分子、特种户口等的个人档案。当时主要包括敌军、政、警、宪、特、反动道首、地富分子、管制分子、重要的刑事犯罪分子等档案。建立的方法是：由责任段民警和行政内勤民警将管界内需建档的个人材料一个人一个人地整理，装订成卷入档。各责任段民警建完档后，分类写出名单2份，一份作为档案目录，一份交民警内勤管理。社会档案的建立与健全，为掌握敌情动态、开展各项社会治安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3．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刑事犯罪活动逐渐猖狂，各类刑事案件不断上升，尤其是盗窃案占发案总数的95．6％，占全部财物损失的66．35％。同时，强奸案、流氓案、凶杀案、毒害案、诈骗案等也时有发生。为此，在市公安局和区委的领导下，海淀公安分局采取了大打破案战役的几个措施：首先是广泛发动群众，将凡是向群众公布的未破案件都公布出去，号召广大群众提供线索，协助破案；其次是加强侦察工作；再次是以人找案。通过这些措施，海淀公安分局的破案率迅速由1956年的55％提高到1957年的99％，刑事案件的发案率也由1956年的534起下降到1957年的246起，减少54％，而且还出现了清河和海淀派出所无积案、无现案的“双无”派出所。此后，连续9年海淀区发案率下降，破案率较高。1963年全区只发案105起，1965年只发案104起。由此可见，海淀区在打击刑事犯罪，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方面是有力的。

　　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需要。这次整风运动，首先从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及大型厂矿和大专院校党的组织开始，并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着手。5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作出北京市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5月16日，市委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

　　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市委的安排及海淀区的实际情况，中共海淀区委于5月13日制定了《中共海淀区委开展整风运动计划》(草案)，24日召开区委全会，讨论、通过了整风计划，并决定成立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郭斐然担任组长。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是：学习文件，分析矛盾，检查思想，改进工作。在这次整风中要坚持整风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必须使整风运动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整风分三批：第一批是在区委常委，区委各部、委、办和群众团体负责人之间进行；第二批是在区级机关、大型工厂、企业和学校中有重点地进行；第三批是在全区各个单位中全面展开。6月28日，郭斐然在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祥关于开展反右派斗争的讲话精神。同月，根据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对群众的一些错误意见和过激言行展开大辩论，把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7月5日，全区反右派斗争陆续开始。7月13日，郭斐然在区委常委会上传达邓小平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电话会议精神，一方面对右派斗争要狠，不能温情主义；另一方面必须坚持说理斗争。7月18日，郭斐然在区委常委会上传达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界限。8月底以后因全市转入整风，海淀区暂停了反右派斗争，开展了第一批单位的整风运动。9月11日，区委下发了《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分右派分子的通知》。运动初期区委对群众的意见与建议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到11月底，群众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就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生产经营管理不善、计划不周，领导干部不深入基层、作风不民主，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等方面共提出意见171122条，写出大字报18000张，在整风中已解决落实67％。为将整风运动坚持到底，善始善终，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指示，结合海淀区的具体实际，中共海淀区委于1958年6月作出了新的部署，将原计划在6月底完成的整风运动改为在7月20日前基本结束整风运动，要求全区各单位必须加强领导，做出具体安排，反对草率收兵；对新揭发或遗留下来的能解决的问题，则应结合学习与贯彻“总路线”尽速地加以解决；要全面总结整风运动，务求获得全胜。到1959年初，全区共划右派分子19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33人。其中转出59人、逮捕14人、劳教19人、管制8人、开除2人。

　　1958年冬至1959年，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努力纠正反右派斗争、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等出现的“左”倾错误。但是，中共中央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5日，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从纠“左”突然转向反右。1959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8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立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的紧急通知》。这样，海淀区的“反右倾”斗争和全国各地一样迅速升级。

　　1959年9月初，区委组织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批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意见书，反对右倾保守思想。10月中旬在17级以上党员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历时三个月，于1960年1月中旬结束。这次运动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主要是揭发、检查、批判；第二阶段从11月中旬到11月底，在继续重点批判的同时普遍地开展了自觉交心活动；第三阶段从12月上旬到1960年1月上旬，进行继续交心和专题辩论。1月中旬以后，转入经常性的理论学习。共有550人参加这次“反右倾”整风运动，其中19人受到重点批判，占3．45％。

　　继1月中旬区17级以上党员干部“反右倾”整风运动后，中共海淀区委随之在18级以下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共有2550人参加了这次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是中技、中小学的707人，于寒假期间集中整风12天；第二批是工业、财贸、文化、卫生、政法、园林等单位的1843人，于2月24日开始到4月初结束。运动中重点批判30人，其中右倾思想严重的16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的13人，右派1人。

　　在1959至1960年整风反右运动升级期间，直接经区委批准的右派分子181名、反社会主义分子34名，经市委批准的右派分子7名，合计222名；其中按反革命处理的36名，送劳动教养的5名，下放到农村、工厂、企业监督劳动的150名。另外，中央、市机关、大专院校、市银行、保险公司等15各单位，下放到海淀区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有247名。在整风反右的过程中，海淀区根据中央和北京市的指示精神，从1959年9月到1963年2月，开始了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和平反工作，全区共分四批，为160名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

　　三、“大跃进”的全面展开

　　(一)“大跃进”的发动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

　　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批判了“反冒进”思想，反复强调今后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中共海淀区委贯彻毛泽东主席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于2月下旬召开了农业生产“大跃进”大会。全区各乡、社、生产队的领导干部、下放干部及农业战线上的英雄、模范共1400多人参加大会。大会讨论了全区农业跃进计划，并提出了跃进口号：“苦干一年，粮食产量过黄河(亩产400斤)，跨长江(亩产800)斤)。养猪赶望都(河北望都县)，工作比麻城(湖北麻城县)，社社都增产。”3月，区委制定《鼓足干劲，为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而奋斗》的草案。6月，全区掀起“学天桥、比天桥”，比先进、赶先进的“大跃进”高潮。在“大跃进”开展的短短几个月中，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极大地进发出来，全区农村共修水库3座，挖水柜69座，修水渠117条，打各种水井656眼，安装各式动力抽水机197台，扩大水浇地5．2万亩，植树355万多棵(相当于1957年的10倍)。

　　(二)“大跃进”的全面展开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新高潮。6月4日，为贯彻总路线，区委召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誓师大会。提出：全党动员，苦战两年，各种工作在全市名列上游。8日，区委决定：全区干部要认真学习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8级以上党员还必须学习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关于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的讲话。7月2日，海淀区召开全区扫除文盲跃进大会，提出“十一”前基本扫除文盲，为实现“无盲区”而奋斗(据统计，1958年全区扫除文盲19432人，占文盲总数的86％，比历年扫除文盲的总和还多9300余人)。7月28日，根据华北“五省一市”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的会议精神和市委的统一部署，区委常委提出保证小麦亩产750公斤，水稻亩产500公斤～600公斤，丰产地2500公斤；深翻土地1．5尺以上，要搞千亩万斤粮(亩产万斤)，同时要求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随后，全区组织食堂163个，入伙社员2．1万多人。8月13日，区委召开各乡党委书记电话会议，提出小麦苦战三昼夜，完成轴承化(到16日，全区运转工具实现了滚珠轴承化)。14日，区委召开各乡主要干部大会，贯彻市小麦会议精神，提出小麦保2500公斤争4000公斤，要求乡、社、对、组都要大搞试验田。8月中下旬，市委在天坛公园连续召开各行各业誓师大会。根据市委精神，区委提出“大干10年，实现十化，丰衣足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十化是：农田水利化、耕地深翻化、施肥合理化、耕作机械化、区乡工业化、大学普及化、居住楼房化、社社公路化、乡镇园林化、全区“四无”化。丰衣足食的指标是：每人每年1000公斤粮、100公斤肉、10公斤油、每周一只鸡、每天两个蛋。全区各级领导纷纷以高指标种试验田和丰产田，部分土地深翻3尺～5尺，每亩施肥用籽种都大大超出常规用量。就这样“大跃进”在全区各行各业全面展开。8月～10月，在“大跃进”“以钢为纲”方针的指导下，根据市委的要求，区委成立炼钢指挥部，召开全区动员大会，提出：“全民炼钢，苦战80天，为完成3000吨～5000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发动全民炼钢。随后，在全区开展了土法炼钢的群众运动。全区机关、工厂、学校、农村、商店、居民共建小土灶2600个，14万多人参加炼钢，共炼土钢2400多吨，在全市占第3位。10月份以后因生铁不足停产。1959年3月，区召开工业口书记会议，传达关于开展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会后全区掀起技术革命运动的高潮，全年共实现革新项目4700项。8月，区召开农村秋季生产四级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在会上作总结，肯定了1959年上半年的成绩，检查并纠正了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松轻情绪，号召全区干部和群众为掀起秋季生产“大跃进”运动创造条件。10月，根据市委的指示，区委提出了农业要在两年之内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高产化。年底，区工业系统召开1960年开门红、红到底誓师大会，会议提出了1960年全面跃进的任务。1961年1月下旬，区委领导在全区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开展形势教育运动的动员报告》，要求全区各单位向群众重点宣传三个问题：①三年来“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是史无前例的；②我们目前的困难是前进道路上的暂时困难；③高举“三面红旗”、夺取新的胜利。2月，区委开始贯彻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对开展“大跃进”运动3年多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刻的总结：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区各条战线的“大跃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大跃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过分夸大主观意识的作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全区不同程度地泛滥起来，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规模进行

　　(一)人民公社的成立

　　1958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共海淀区委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8月23日，区委在西山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试点。27日召开全区范围的大专院校、区属有关单位和各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人大会，研究如何搞好互相协作，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同日，召开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召开全区万人大会，在一周内实现全区人民公社化。到30日，全区18个乡、镇、办事处和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个农场合并组成四季青、万寿山、玉渊潭、东升、海淀、清河等6个人民公社。同年9月，各人民公社范围进一步扩大，将辖区内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法大学、清河制呢厂、北京毛纺厂以及供销社、信用社、卫生所、公安派出所等也纳入公社管理。196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后，全区6个人民公社中的海淀、东升、清河3个人民公社合并成立清河人民公社，这时全区只有4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规模又进一步扩大。196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3月，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海淀区遵照中央的精神，对公社的规模进行了调整，将4个公社调整划分为11个公社、1个家禽场，生产大队由原来的24个调整为99个，生产队由原来的238个调整为441个(1962年又调整为538个)。1962年以后，公社基本上稳定在15个左右、生产大队在90个左右、生产队在550个左右。

　　(二)海淀区人民公社化的基本特点

　　(1)政社合一、高度公有化。公社化后，海淀区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政社合一、追求“一大二公”。公社取消了农村乡一级的政权组织，实行政社合一，由人民公社行使农村基层政权的基本职能，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在公社范围的工厂、商店、学校、国营农场、街道都参加了人民公社。农业社的集体财产和社员的全部自留地、房基地、自养牲畜、自营林木和一些较大型的农具等财产都上缴公社，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有时为了生产、办公和办农村公共食堂、集体福利事业的需要，有的社员的房屋也被公社无偿占用。同时由于追求“一大二公”，公社的规模曾一度不断扩大，如，在1958年公社成立之初，四季青人民公社的规模就已经很大了，全公社有8823户、39900余人、59000余亩地；到10月，万寿山人民劳动力必须占农村总劳动力的65％以上。1962年取消供给制，基本上解决了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3)清理平调和无偿占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2年，据统计累计退还“平调”社员的物资折款845000余元，退还各种实物20200余件，退还占用社员用房9825问，重新分配给社员自留地14000亩。(4)停办农村公共食堂。在农村办公共食堂的初始阶段，就发现存在许多问题，后来区委派干部下去加强对食堂的领导，并建立健全食堂的伙食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但是根本问题仍得不到解决。1961年根据中央指示，区委明确指出，办食堂要贯彻自愿的原则，办不办食堂由社员讨论决定。经过反复宣传、群众讨论，海淀区农村公共食堂逐步停办。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人民公社化后出现的矛盾得到了缓解，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以后，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激励群众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是区委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安排部署，在全区主要进行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三反”“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

　　(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市委的计划，区委决定从1957年8月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1957至1959年，进行党的领导、合作社的优越性、人民民主专政、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人思想政治等的教育，重点学习宣传《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与开展群众性的学习《鞍钢宪法》运动，并组织大批报告员进行宣讲，在群众中进行普遍宣传。1960至1963年，农村学习《农业六十条》《十二条》，工交战线开展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全区开展了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修防修教育和增产节约运动，帮助干部、群众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1964至1965年学习贯彻《前十条》和《后十条》，围绕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进行国内外阶级斗争问题，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领导干部主要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四篇哲学著作，提高干部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问题的能力。1965年10月，区委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6年，在群众中进行“突出政治”教育，工交、建筑、财贸系统普遍开展学习大庆先进经验活动。

　　(二)“三反”运动

　　1960年4月，区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市委五级干部会议精神，整顿干部作风，做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准备。4月下旬，区委召开农村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市委五级干部会议精神，开展“三反”运动，并抽调99名干部到各公社去参加运动。5月，“三反”运动在全区农村全面展开，到6月初，农村“三反”运动基本结束。运动中查出有贪污问题的干部503人，占农村生产队以上干部总数的14．52％；同时也揭发出大量的浪费问题。11月，根据市委的指示精神，区委决定：迅速在全区工业、交通战线开展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并成立区工交系统“三反”运动领导小组。运动分5个阶段进行：(1)领导引火烧身，层层发动群众。(2)在全面鸣放的基础上，抓住主要矛盾，专题鸣放、专题辩论、大整大改。(3)精简机构，开展在生产上反浪费的专题辩论。(4)有贪污盗窃行为的人坦白交待，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5)反对破坏国家经济纪律的行为，结合各个阶段的重点问题一起进行。同月7日，区工交系统“三反”运动领导小组召开各车间主任以上党员会议，进一步部署“三反”运动。1961年初，全区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

　　(三)“五反”运动

　　区委按照中央和市委的部署，于1963年4月成立了由张还

　　吾、郭斐然、董萍、刘际堂、王世国、孙仲虎等组成的“五反”运动领导小组，海淀区的“五反”运动分机关和基层进行，基层分三批。1963年4月3日至6日，区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央与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22日，区委决定由张还吾、郭斐然、董萍、刘际堂、王世国、孙仲虎等组成区增产节约“五反”运动领导小组。24日，区直机关各单位开始开展“五反”运动，历时5个多月，经过三个阶段，到10月上旬基本结束。第一阶段主要是反对铺张浪费、特殊化、多吃多占和走后门，并开展公物还家运动；第二阶段主要是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共有227人坦白交待了问题；第三阶段集中地反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参加这批“五反”运动的共25个单位，1760余人，占全区应参加运动总人数的4.4%；其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225人，占总人数的12．9％。运动中共提出了意见4487条(重复意见未计算)，其中对区委、区人委的意见1363条，占30％；属于领导作风方面的意见占70％，工作方面的占30％。基层“五反”运动第一批于7月上旬开始，主要是在上庄、东北旺两个公社国营农场的职工中进行，8月初这两个公社国营农场先搞“五反”运动，随后进行“四清”运动，1964年“四清运动”结束后，继续进行“五反运动”。基层“五反”运动第二批于9月上旬开始，在27个单位进行。这27个单位分别为工业18个、文化卫生8个、财贸1个。这批“五反”运动到10月11日基本结束，暴露出的问题共12600件。基层“五反”运动第三批于11月上旬开始，参加这批“五反”运动的单位共93个，其中工厂20个、财贸单位16个、学校22个、街道12个、文化卫生系统2个、附属单位14个、农林局7个。基层“五反”运动的步骤、方法与机关的一样。到1964年11月基层进行“五反”运动的单位，查出有经济问题的共1362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3．77％；其中贪污盗窃1055人，投机倒把172人。到1965年底，区委按照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的规定和市委部署，对开展“五反”运动只着重清理经济问题而没有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的单位，重新作了安排。

　　(四)“四清”运动

　　1963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的精神和市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部署，区委进行“四清”情况调查。7月，区委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对11个公社的“四清”运动作了安排。全区11个公社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为海淀、东升、玉渊潭3个公社，第二批为清河、温泉、苏家坨、北安河、上庄、东北旺6个公社)，其中上庄、东北旺两个公社先在国营企业职工中开展“五反”，然后在农村中进行“四清”运动。各公社的粮管所、供销社、信用社随公社参加“四清”运动，并决定先在永丰、四季青两个公社进行试点。运动包括训练干部、“四清”、对敌斗争、组织建设四个阶段。市委和区委分别派干部到“四清”单位蹲点。9月5日，区“四清”运动领导小组成立，组长沈澄，并决定抽调175名干部组成5个工作组，经过集中学习后分到第一批开展运动的公社帮助工作。10月，市委派工作队共228人，分为5个分队，分别到四季青、东升、玉渊潭、海淀、永丰等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2月，区委决定由区委监委、检察院、公安分局、法院等单位领导组成“四清”专案小组。1964年2月，区委组织“四清”工作队整训，学习中央两个十条和华北局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报告。3月，区“四清”运动办公室发出通知，区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领导小组成立，成员沈澄、李旭明、王世国、王玲、夏英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曾平(市文联秘书长)、杨培先(市物资局副局长)、李剑飞(全国人大委员会办公厅法律室副主任)、周元亮(邮电学院副院长)、晏朝福(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穆家军(新华社农村部副主任)、刘尚友、李朗等人。工作队总领队：夏英喆；副总领队：曾平、杨培先、李剑飞、周元亮、晏朝福、穆加军。5月，召开区委常委扩大会，听取“四清”运动情况汇报，交流经验，安排当前“四清”工作。8月，学习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并进行工作队的集中整训；同时市委根据刘少奇“社教”运动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精神，确定集中力量在通县搞“四清”会战，朝阳、海淀、丰台3区均参加通县会战。10月初，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由张还吾、沈澄等区主要领导带队参加通县“四清”会战。区内临时成立“四清”工作团党委、团党委书记为夏英；工作团党委下设分团党委。海淀区在工作团的领导下，重新组织工作队员1800余人，分赴11个公社开展“四清”运动。1965年2月，区委召开临时下乡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向群众贯彻《二十三条》，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根据中央精神，今后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9月，“四清”工作队陆续进村。10月，经市委批准，海淀区“四清”工作团党委成立，书记：张还吾，副书记：贾震、李广文、郭影秋、沈澄，下设办公室和各分团党委。到1966年5月，各公社的“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区直属机关25个单位的“四清”运动还未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四清”运动中，由于受“左”倾路线的指导，一批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

　　总之，1957至1966年十年，海淀区是在曲折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这十年间，工业在数量上、固定资产原值上有所增长，在技术装备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上有所提高。农业生产在1958至1961几年的连续下降后，经过调整，到1965年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这十年间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蔬菜种植面积大幅增长，农业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灌溉面积迅速扩大。乡镇企业在曲折和艰难中崛起，成为全国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区之一。商品市场发育迟缓，呈现出综合性强、规模小、专业网点少等特点。生产资料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走向有序化管理。文教卫生与体育事业，由于在“一五计划”时期已经初步确立了区位优势，在这十年间更是阔步前进、飞速发展。街道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工作成效突出，这十年是海淀区历史上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这十年间，海淀区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为对群众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区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市委的统一部署，在全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这一方面坚定了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另一方面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在运动中受到错误的批判，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留下了值得记取的深刻教